18、19世纪的欧洲人在建造他们最宏伟的博物馆时，都想将世界上的文化遗产整合在一栋建筑里，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自己能解读一切。他们以欧洲中心的视角，按照国家和地区对殖民获得的战利品进行分类，并将艺术与手工艺、自然与文化相区分。

　　然而在如今这个所谓后殖民时代，又有多少改变呢？虽然为曾经的掠夺行为道歉，并邀请各方人士作出“回应”，但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仍沿用着老套的设想、分类方法和展示方式。

　　因此，在迁移和交流持续不断的21世纪，博物馆该如何重组？我们在位于德国北部城市汉堡的艺术与工艺博物馆（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举办的“移动世界（Mobile Worlds）”展览中找到了最大胆的一个答案。该博物馆与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巴黎的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地位相当。

　　“移动世界”策展研究员展是由爱搞怪的德国策展研究员罗杰•M.比格尔（Roger M. Buergel）策划，有着横扫一切的野心，还带着些许幽默，甚至有点疯狂。该展览占据一个单独的展厅，展品中既有珍贵的、也有廉价的，既有举世无双的、也有量产的，既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也有的出自无名人士之手。为了更好地理解展览，观众不仅要仔细观察（几乎没有文字来帮助阐释），还要重新思考如何去评估它们的意义及其蕴含的美。

　　而在这家博物馆的楼上，仍沿用着古老的19世纪的分类方法，即按照类型和产地来陈列精美的艺术品。但楼下的“移动世界”却呈现了一种全新的秩序，这里并不关心艺术品的独特性、某件连衣裙的优雅或者一件遗物的良好状态，重要的是运动——事物和形态是如何经历年月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流传。

　　这有一个例子：两个蓝白相间的陶器正在展出——一件是用波斯文字装饰的花瓶，另一件是装饰有汉字的瓷盘，大约都是16世纪晚期的作品。但实际上，有“波斯文”的花瓶是中国制造的，而写着“汉字”的瓷盘则来自伊朗，而这两件上的文字都没有具体的意义。这两件展品的意义不在于其表面的胡话，而在于它们所反映出的贸易路线和代表的相互关系。

　　“移动世界”的展品有些很美好，有些则令人不安，展览将所有物件放一起展示，摒弃了虚幻的文化真实性（cultural authenticity），并借由一系列更广泛的术语暗示了一种简化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理念，这些术语包括翻译、模拟、交流、政府、重组和混合。

  博物馆，尤其是像汉堡的艺术与工艺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这类建于19世纪的博物馆，不应只是旧物的储藏室。它们对这些物件分类，并含蓄地进行排名，而欧洲的作品总是排在顶端。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们制造、销售和珍藏的物品，都不适用于博物馆的分类法。它们不断地迁移，不断有人将它们复制、修改和重组，它们互相“调情”，互相“通婚”。“移动世界（Mobile Worlds）”的展品与博物馆格格不入，它们并不明确代表“一种文化”或“一类人”，如装饰有印度图案的梅森（Meissen）瓷器、带有纳粹标志的和服以及身着西服的刚果象牙雕像。

　　在“移动世界”中最吸引人的物品之一是一件最崭新的、最不珍贵的东西：一个看起来像装拉杜丽（Ladurée）牌马卡龙的盒子，香纸制成，是用来烧掉，供奉给逝者的祭品。这些“法国”奢侈品，由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和来自中东的杏仁制成，已经被转化成纸的仿制品，这在如今的德国博物馆的观众看来有点“中国风”。

　　这是一种冒险。比格尔在某些方面似乎急于摒弃帝国博物馆的逻辑性，他冒着风险重现早期艺术展示模式，即“珍奇柜”，一种收藏17世纪王公权贵们用来炫耀艺术和科学领域小巧又令人惊讶的物品的器具。“移动世界”大部分展品置于从博物馆仓库里拯救出来的老式陈列柜上，但是，同时陈列这两种珍贵的物件，对展览本身可能没有太多好处。正如把库尔德人的手工艺品与川久保玲的服装品牌Comme des Garçons （像男孩一样）的最新时装放在一起，跨度可能过大了。

　　但总体上，“移动世界”所要表达的观点是，虽然归还藏品中的殖民时期战利品很重要，但欧洲博物馆需要做的不仅仅如此。一个21世纪的世界性博物馆必须打破这些帝国主义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标签：国家和种族，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工艺品。仅仅呼吁“去殖民化”是不够的，这是最近欧洲博物馆研究的新口号，还要去除虚构的文化纯洁性。任何严肃的博物馆都只能是将过去与现在联结在一起的博物馆。这场游戏的目的不是要推倒墙壁，而是要讲述这些纠葛，从而让新一代的全球观众从中认识自己的内心。

　　比格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担任了“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12）”的艺术总监。这届展览是德国五年一次当代艺术嘉年华中最具争议的一届之一。自2007年这个展览以来，比格尔一直经营着一家位于苏黎世的小而奇特的约翰•雅各布斯博物馆（Johann Jacobs Museum），这是一家致力于呈现咖啡历史的博物馆，其使命是研究全球贸易和运输。

　　“移动世界”感觉像是比格尔在约翰•雅各布斯博物馆工作期间的巅峰之作，展览深入探索并充分利用了汉堡艺术与工艺博物馆的藏品，而这些藏品都是从博物馆库房里挖掘出来的被遗忘的遗产。“移动世界”想通过比我们认识中传播得更为广泛的原材料和视觉图案来理解藏品，而不是用藏品来封存一个时代和地点。

　　如果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策展研究员以比格尔为榜样，努力在旧藏和博物馆上多应用新思维，而不是急着赶下一届双年展，我会很高兴。但这种思考是很难的，有人甚至失去了希望。今年3月，就在策展研究员海伦•莫尔斯沃思（Helen Molesworth）被洛杉矶当代艺术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解雇前，她在艺术论坛上写道：“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思考，从收集到展示到阐释文化这整个该死的项目是否可能是一条死路。”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震惊了——实际上，是惊恐。博物馆是帝国掠夺品的仓库（特别是在欧洲），而构建它们的知识体系与殖民主义有着直接的渊源，但因为被玷污的文化遗产而对博物馆完全丧失希望,那么就是承认了那些分类方法和价值观不可撼动的地位。

　　事实并非如此。那位莫尔斯沃思女士，同辈中最聪明的策展研究员之一，承认自己陷入了如此绝望的境地，而这正表明比格尔先生关于构建一个更有良心的博物馆的设想是多么迫切。历史充满了暴力，博物馆也不会在一夜之间革新。但是“移动世界”提醒我们，历史永远不会停止前进——如果我们不投入工作，博物馆就根本不会变革。

　　本文作者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